即便在我国较为领先的人工智能领域，我国独角兽企业的产品和优势技术也多集中于应用层，进行基础层的芯片、处理器开发的企业数量较少、能力偏弱，增加了未来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并且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国外技术也会增加国内企业的转型成本。

中小企业是数字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数量最为庞大的参与者，由于资金、资源、意识等局限，无法有效、快速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在数据保护层面，部分中小企业网络安全意识不足，极易造成数据泄露；

有些中小企业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安全不信任，不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

还有的中小企业虽然愿意采用数据技术，但是与平台相比，中小企业话语权薄弱，很容易面临被平台企业任意加价、技术选择权受限等情况。

这些均需要国家出台明确的政策，保护中小企业的权益。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尤其对于我国这种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数字化转型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机器换人”，需要通过就业政策缓解数字化转型与短期内就业岗位减少之间的矛盾。

此外，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结构中，存在大量欠缺数字技能的人员，他们分布在实体经济的众多行业中，而目前数字化课程设置仅在年轻人层面展开，缺乏职业教育、在职教育中的数字化转型培训，这更加剧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第一，在容易被“卡脖子”的领域，通过举国体制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优先解决芯片、高端传感器、工业软件等影响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制约，加快国产化进程，同时做好关键技术被“断供”的风险预案。

第二，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宽容试错、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通过财政、税收、土地、设立风险基金等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创新。

第三，通过国家重点实验室、区域创新中心、技术孵化器等建设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大对共性技术、基础性技术的开发，并给予企业和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奖励基金等奖励支持。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中国应继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实现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的均等化。

首先，中国应继续增加5G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建投资，缩小地区间的基础设施供给差距。

第二，针对东西部地区数字技术能力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政策，将政府数据、对边缘计算需求不高的数据引导到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在东部地区建设边缘数据中心。

第三，试点推广卫星互联网、6G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确保在基础设施领域不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第四，支持和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进行超大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在其他国家规划建设超大数据中心，提升云服务、数据算法的能力，增强我国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

密切关注欧盟、美国有关数据、平台经济的政策动向，做好政策研判和研究工作；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依靠经贸协定的机会扩大中国标准的适用范围，保证中国法律法规的前瞻性和国际化。

同时积极开展数据安全、数据跨境流动、平台反垄断等问题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个人隐私数据的前提下，鼓励数据合理流通、利用，鼓励大数据企业发展。

同时要加大对数据安全的风险管理工作，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数据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将数据供应链安全纳入到产业供应链安全体系中。

首先，注重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借助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建设契机鼓励中小企业“上云”“赋智”“用数”，支持中小企业利用云端进行日常业务管理，对采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中小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金融补贴，缓解数字化转型的资金压力。

其次，保护中小企业的数据隐私和客户资源安全，利用产业联盟等形式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技术、人才、资源等问题，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帮助带动相关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再次，针对互联网平台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监管，将流量型平台、为实体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型和服务的平台区别监管，为中小企业转型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

将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提升劳动力数字化水平并举，密切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市场产生的影响，为全民提供数字化学习的机会。

一是定期进行全民数字素养评价和统计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数字课程的设计和规划。

二是提供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重视劳动者在职培训工作，定期为在职人员提供数字技能提升课程，增加对地方政府培训数字技能劳动者的考核。

三是将信息技术相关课程编入大、中、小学教材，在大学课程中增加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工作；增加职业学校相关课程的开设，鼓励职业学校设置各年龄层的数字技能相关课程。